构建三个“共同体”，探索职教“走出去”新路径

第四届中国职业教育创新发展大会暨“一带一路”与职业教育国际峰会上的讲话实录

王立胜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

党的十九大明确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如何适应新时代的要求，探索国际合作的新路径，是职业教育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十九大报告也明确了实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原则，即：“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十九大报告的这些重要论述为“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我国职业教育的创新发展指明了方向。

自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发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国正在从“适应性融入”迈向“建设性塑造”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作为中国基础教育之一的职业教育，担当着参与和服务这一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使命。职业教育应充分利用“一带一路”所带来的发展机遇，坚持“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原则，在扩大合作交流的同时，进一步提升服务能力，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有力的支持和保障。

职业教育服务能力的提升呼唤职业教育发展的新路径。我将这一新路径概括为：构建三个“共同体”，开拓职教“新时代”。首先，打造“职教—产业供需共同体”，以产业人才输出为核心，助力“一带一路”国家实现产业现代化；继而，打造“职教—产业发展共同体”，以产业人才培养为核心，助力“一带一路”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进而，打造“职教—产业文化共同体”，以产业政策理念为核心，助力“一带一路”国家实现协同性发展。这一新路径在方式上循次渐进，在阶段上相互交错，以职业教育为枢纽，通过为“一带一路”国家提供产业发展所需要的技术和人才，提供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经验模式，最终实现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和谐稳定发展。以下对三个共同体的基本涵义进行简要阐释。

一、职教—产业供需共同体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大部分国家以工业和农业为主，大多数国家自然资源丰富、人口众多，但在许多国家技能型劳动力和技术技能人才极度缺乏，职业技术教育落后是造成这些国家经济发展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方面，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水平有很高的依存度，这种依存度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技能型劳动力的需求取决于产业结构状况，两国职业教育的合作是否有效首先取决于两国产业结构的差异度，产业结构差异较大的一国很难为另一国培训所需的技能型劳动力；二是技能型劳动力的供给取决于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较低的国家用于职业教育的投入通常也比较低，导致技能型人才供给不足。这就出现了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的恶性循环：因为没有足够的投入，职业教育难以发展；因为职业教育无法提供足够的技能型人才，经济增长更难以为继。

中国相对完善的职业教育体系和巨大的培训能力，可以有效助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打破这一恶性循环。但我认为，“走出去”的第一步还不是双方合作办学，而是输送所在国产业发展所需技术技能人才，以“输血”的方式帮助这些国家在较短的时期内实现产业结构转型。

这一方式的要义是：中国职业教育的成果直接同所在国的产业人才需求相匹配，弥补所在国技术技能型人才的缺口，帮助所在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其政策建议包括：第一，职业教育院校和“一带一路”国家的企业签订劳务合同，学校毕业生直接进入企业工作；第二，以“师傅带徒弟”的方式传授生产技能，帮助所在国工人提高生产效能；第三，中国职业教育院校根据所在国的产业结构状况和技能型人才需求状况，适时适当调整职业教育的课程设置；第四，逐步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扩大中国职业教育的品牌影响力。

以“输血”为主要方式的“职教—产业供需共同体”有助于中国职业教育院校更好契合所在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状况，有助于职业教育院校充分了解所在国的产业人才供求状况，政策环境和劳动力市场状况，规避合作办学中因不熟悉情况所面临的一系列风险和冲突。从而提高中国职业教育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为职业教育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走出去”提供坚实的基础。

二、职教—产业发展共同体

职业教育是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相连的一种基础教育，其根本目标是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这就决定了职业教育具有很强的专业性，这种专业性体现在一是职业教育与专业设置相关联，二是职业教育与岗位要求相衔接。但另一方面，职业教育作为现代教育类型的前沿，应因人才的国际化流动趋势，正逐渐从区域的、个别的市场，演变成全球的市场，走上跨国发展的道路。而国际化人才通常具有技能高通用性特点，因此，职业教育本身固有的专业化与人才需求的国际化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

“一带一路”共建倡议为解决中国职业教育面临的这一矛盾提供了一个可行方案，即通过构建“职教—产业发展共同体”，积极融入所在国的产业发展进程，依据不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适应不断发展的技术变革要求，通过合作办学为所在国培训所需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帮助所在国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构建“职教—产业发展共同体”的要义在于：通过合作办学推动产业共建，以产业共建促进职业教育共建，实现行业产业与职业教育的融合发展。职业教育要配合中国企业和产品“走出去”战略，培养复合型国际化技术技能人才。其政策含义是：

第一，职业教育海外合作办学要由政府主导转向行业企业主导，由单一主体向多元主体转变。长期以来，我国职业教育办学主要以政府和国有经济行业企业为主体，导致职业教育的课程设置与教学内容不能及时根据劳动力市场的需求调整，职业教育培训的技能型人才在专业性上偏重国内产业的发展需求，在国际化人才的培养上往往侧重满足技术含量较低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需求，导致中国的人力资源优势和产业发展经验难以扩展到周边国家。“一带一路”共建倡议为转变国家办学为主体、社会参与办学的传统体制提供了改革契机，要打造“职教—产业发展共同体”，职业教育办学必须向“行业企业主导，职业院校为主体，多方共同参与”的体制转变。

这一体制中的办学主体包括：一是行业企业，行业企业的功能主要是在产业共建的过程中及时为职业教育院校提供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需求信息，为职业教育办学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提供方向性指导。根据企业剥离办社会功能的国有企业改革精神，国有行业企业不宜自己在海外设立学校，直接进行合作办学，但可以通过组建产业教育联盟，以参股、合资、共同培养、委托培养等形式同职业教育院校合作；二是职业教育院校，这是合作办学的主体。职业教育院校可以单独，也可以组建职业教育联盟，同所在国的职业教育院校或企业进行合作，进入所在国的职业教育培训体系，培训所在国需要的技术技能型人才；三是其他社会力量，包括行业私有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通过投资、合作、组建职业教育联盟等形式同公办职业教育院校合作，作为海外合作办学的主体的有益补充；四是国际职业教育机构，国内职业教育院校通过与国际职业教育机构、行业企业等合作或组建职业教育联盟，实现职业教育办学主体的国际化。这不仅能引入国际职业教育的先进理念和教育体系，还能更好地满足技术技能人才的国际化需求，实现专业性与国际化的结合。政府则应从直接合作办学领域退出，逐渐由过去的举办方转变为监管方，主要从宏观上调控和监督职业教育办学的方向和行为，服务职业教育办学行为的合法和合规。

第二，搭建职业教育与行业产业的交流平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我国在金融、基础设施、文化等多方面的互通合作无疑为促进职业教育发展搭建起一个交流合作平台。职业教育院校可借“一带一路”战略发展的机会“引进来”、“走出去”，学习沿线职业教育发达国家的办学经验，加强职业教育在体制机制、办学模式、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探讨，开展国际间职业教育院校联谊会、文化节、短长期互派留学生等项目，以加强职业教育国际间的交流互动。积极推动国际合作办学，实现国际间职业教育院校的深层次、长期性对话合作，为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持续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第三，丰富产业教育合作办学形式。打造“职教—产业发展共同体”，意味着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重点由“输血”转向“造血”，即为所在国培养本土化人才，帮助所在国人力资源由外生性增长转变为内生性增长。为此，除了加强同所在国企业和职业培训院校的合作，我国职业教育院校更要注重扩大同中资海外企业的合作。无锡商学院在柬埔寨同红豆集团筹建的海外大学就是国有公办院校与民营企业实行股份制海外办学的积极尝试，这一尝试是“行业企业主导，职业院校为主体，多方共同参与”合作办学体制的实践体现。

第四，建设职业教育海外品牌。我国职业教育要在海外合作办学中形成自己的品牌影响力，就必须同“一带一路”共建倡议形成联动效应，积极助力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首先在职业教育上要有自己的特色和内涵，增强职业教育在“一带一路”战略中“走出去”的自信。“一带一路”沿线省市职业院校可结合中国职业教育特色，创造多样化职业教育国际化合作形式，“一带一路”战略实施格局宏大，涉及内容广泛，各方面专业化程度要求较高，职业院校应提高对人才培养规格的要求，加强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为所在国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高素质的技术技能人才。其次要有国际化办学理念，在职业教育办学质量上达到职业教育发达国家的水平，要以质量为准则，走内涵发展之路。职业教育办学质量是衡量决定人才培养质量和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准，通过强化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课程与教学改革、专业实训基地建设等，强化专业建设的内涵，提升人才培养的质量。提升办学的品牌效应，实施“走出去”和“引进来”策略，扩大在国内外的影响力和辐射力。

三、职教—产业文化共同体

“一带一路”涵盖中国、俄罗斯、蒙古、中亚、南亚、西亚北非、东南亚、中东欧国和独联体，共65个国家。分为中蒙俄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新亚欧经济走廊、中新经济走廊、中伊土经济走廊六大经济走廊。沿线各国虽然都有推动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转型的共同需求，但各自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政治经济法律制度和风俗文化的差异极大。这就造成一方面各国对技术技能型人才的极度需求，另一方面跨境教育又会遇到异国法律法规和管理制度等方面的制约，对高等职业教育培训法律地位等方面的规定、办事程序和效率又极大制约了职业教育在各国的发展。

这一矛盾现行的主要解决方式是政府主导型，即设立各种政府间对话平台、交流协作委员会，通过加强两国政府间机构的有效沟通来解决海外合作办学中出现的文化、法律冲突。政府主导型冲突解决机制固然有效率较高、内嵌于正式制度的优点，但这种机制对于以文化风俗的非正式制度冲突往往缺乏有效性，且解决方案往往缺乏长期有效性。因此，随着我国职业教育海外合作程度的加深，行业产业与职业教育融合程度的提高，应该积极探索市场化的文化冲突解决机制。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的主要内容是“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构建“职教—产业文化共同体”的要义在于，以职业教育引入产业政策理念，以产业政策理念引入经济发展理念，以发展理念的一致带来文化理念的共鸣。其政策含义就是职业教育要在政策沟通和民心相通两方面发挥先行作用。

第一，发挥职业教育在政策沟通中的助推作用。通过高级别的会议或合作论坛来启动我国职业教育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策对话，凝聚各方的智慧以加强职业教育的共识，建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职业教育联盟。在职业教育的政策沟通方面借鉴2002年欧盟启动的“哥本哈根进程”，通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职业教育联盟，加强政策沟通实现成员国之间在职业教育层面的深度合作，并建立一系列有利于实现各国职业教育合作的政策合作工具。

第二，发挥职业教育在民心相通中的助推作用。职业教育是面向全社会的技术性、实践性教育，不仅最贴近社会生活和生产，还具有价值中立的特征，因此，职业教育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风俗文化交流和合作中，能够有效促进民心相通。通过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解决在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中遇到政策、课程、师资等关键性问题，同时培养一批职业教育专家。在职业教育思想、政策层面，形成合作交流沟通的前提和基础；通过课程开发，形成相互衔接的各种职业资格标准和技术标准；通过师资培养建立互信，形成良好的“心”通基础。由此，通过构建“职教—产业文化共同体”，既能有效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培养所需的技术技能型人才，传播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理念，又能培育和加强我国和沿线国家的互信基础，增强中国影响力。

“一带一路”共建倡议是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和“走出去”的重大契机，职业教育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新路径，我最后归结为三个“三位一体”，即构建三个“共同体”，化解三对矛盾，实现发展的三个助力：构建“职教—产业供需共同体”，化解产业发展人才供需的矛盾，助力沿线国家实现产业现代化；构建“职教—产业发展共同体”，化解职业教育专业性与人才国际化的矛盾，助力沿线国家实现可持续增长；构建“职教—产业文化共同体”，化解人才需求同海外办学规制的矛盾，助力沿线国家实现协同式增长。